Leo回到台灣，學習安穩地過日子

資本主義的發展，建立在一項重要突破上，那就是資本市場的形成。資本市場上流動著由眾人金錢匯集而成的資本，開放給具有經營能力，卻缺乏資金可用的企業家。企業家如果能夠有效運用資本，那麼資本市場上投資者就能分享經營所得。

資本市場運作中，銀行是一個關鍵環節，股票市場是另一個關鍵環節。銀行以借貸形式提供資金，股票市場則以預期收益交易買賣募集公共資本。沒有銀行、沒有股票市場，就不會有資本主義，也就無從創造資本集中經營產生的財富。

不過這套制度，逃不掉必然的風險。不管從銀行借出來的資金，還是從股市募來的資金，進到企業家手裡時，沒有人能保證資金的運用，祇賺不賠，有賺有賠是常態，賺了投資人分享，賠了投資人也要分擔，當然也是常態。可是借貸管道出來的錢，賠掉了還不出來，銀行就會受到連帶損失。銀行虧損到一定程度，如果有存款戶不再信任銀行，大量將存款提出，那麼本來經營得好好的其他借貸者，就會莫名其妙遭到連累，造成巨大連鎖損失。

還有，因為企業家用的是資本市場上得來別人的錢，中間就產生了道德風險。企業家會本於良心謹慎經營嗎？還是仗著反正是別人的錢，就任意揮霍？更嚴重的是，企業家會不會運用不當手段，讓公司虧損，卻將別人的錢挪進自己口袋，於是瘦了投資人，卻肥了經營者？

公共資金須公開透明

可以這樣說，一、兩百年來，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面對的最大難題，就在訂定各種法律規範，解決資本市場衍生的狀況。這為什麼是難題？因為規範訂得鬆了，等於是引誘銀行與企業經營者投機作弊；可是如果規範訂得嚴了，又會窒息資本流動，大大挫折經營的創意與效率。

就連美國那樣的老牌，大型資本主義國家，都不得不在資本規範上，如同打擺子般時鬆時緊不斷擺動。光看這十幾年，我們就發現八○年代後期開始掀起「鬆綁」潮流，中間經網路熱推波助瀾，一度股市進出幾乎成為美國國民普遍運動；而且從股市搬錢來燒，也成為所有創業者視為理所當然的路徑。可是從二○○二年開始，「安隆案」帶頭爆發的一連串荒謬弊案，又逼著美國在金融證券規範上，回頭逐步緊縮。

時鬆時緊，鬆有鬆的問題，緊有緊的代價。不過長期試驗下來，美式資本主義畢竟找出一些根本原則，靠這些原則照出較為清楚的方向來。

其中一條原則是透明性原則。要使用公共資金，就必須將經營訊息，對大眾公開。經營者與大眾之間，當然存在著資訊不平等的狀況，不祇是資訊都控制在公司手裡，由公司選擇公布多少、如何公布，而且就連公布的部分，都充滿專業知識障礙，一般民眾無法看懂。所以不能由大眾直接面對經營者，而必須有至少兩個中介的資訊處理者。

資訊的鴻溝無法拉近

一個是會計稽核單位。運用私人資金的老闆，會計帳祇對自己和稅務機關負責，可以祇靠內部會計部門處理；然而一旦牽涉公共資金的運用，那就必須由獨立的會計師事務所認證。會計師的條件前提，就是靠其專業訓練，克服公司的資訊壁壘，找到真正有意義的資訊。

另一個重要介入角色，則是媒體。媒體提供一種大眾迫切需要的服務，尋找、培養知識人才，幫忙破解企業提供出來的資訊，讓一般大眾都能掌握理解，並且不斷探求是否有公司刻意隱藏、甚或扭曲的消息。

有了健全的會計師與媒體專業制度，才能部分拉平投資者與經營者之間，巨大的資訊不平等差距。

正是在這兩個中介角色上，台灣出了嚴重的問題。會計師從訓練到執業，價值立場上明顯偏斜。很少有會計師清楚地視自己為公共資金公平使用的衛護者，大部分都誤以為自己提供服務的對象，是付錢的企業客戶，於是就自然容易向企業客戶傾斜，接受他們的種種要求。

台灣的會計師沒能建立正確的專業自我認知。客戶付給會計師的錢，不是拿來買會計師的服務的。這錢是用來換得會計師公信力背書，因為有會計師背書，企業才能在資本市場得到較高的信任，也才能用較低的成本取得資金。低成本資金，才真正是企業客戶換到的。那麼，好的會計師非但不該屈從客戶要求，還應該堅守專業立場，讓自己被社會大眾所依賴，才能幫所有客戶創造最大的價值。

同樣價值混淆，也發生在媒體上。我們的媒體習慣選擇的角色，不是企業經營的監督者、報導者，而是企業的啦啦隊。大部分以報導企業動向的媒體，根本無心也無力透視企業公司治理的內幕，而是以渲染企業成功故事來吸引閱聽者。

媒體祇顧著報導成功

台灣沒有正規正統的企業資訊媒體。我們有的，與其說是商業新聞，不如說是大量複製的商業勵志故事。媒體優先選擇報導的，是「成功故事」。什麼是「成功故事」？公司規模大、營業額大、收益高，就叫做「成功」，這種公司的經營者，就能榮登「成功故事榜」，被媒體大報特報。

媒體走「成功故事」路線，結果非但無法有效扮演公共資本守門的角色，還倒過來助長了濫用誤用公共資金的歪風。誰要能將公司搞得夠大，大到被選為「成功」楷模，就可以得到媒體誇張背書，向社會推薦，讓他能夠比別人更輕易取得更多資金。

媒體沒有能力檢驗企業家真正的經營能力，卻繼續發揮其資金市場影響，於是就有很多企業能夠僥倖得到資本市場青睞，別忘了，任何得來容易的資金，都是讓經營者掉以輕心、忽略經營效率的致命誘惑。

大筆大筆得來容易的資金，還產生其他的誘惑效果，一是誘惑經營者盲目擴張，投資在許多不必要、誇耀式的硬體或人事開銷上。另一分誘惑則是：資金流入的速度，如果遠高過藉由運用資金能得到的效益，那麼經營者難免在腦中閃過念頭：如果可以將這些資金直接變成收入，豈不比辛苦投資運用，更簡單、更有力得多？

人性因素也必然在此中發揮作用，被塑造為「成功楷模」的人，不太可能回頭檢驗自己走過的路，找出其中的盲點缺點，穩健調整下一步走法。企業家也自以為找到了對的方法，於是容易掉入重複過去經驗的惰性法則裡。

被塑造為「成功楷模」的人，多半也同時被塑造為企業的主人。於是產生所有權的錯覺，他不再意識到公司運作的，是來自資本市場的別人的錢，而以為這個公司的資產，就是他自己的資產，因而進入了一種公私不分、公私不明的發燒狂熱狀態。

政治關係換特許利益

力霸案爆發至今，大家討論了王家可能的掏空犯罪行為、討論了政府的角色與責任，然而卻鮮少看到對於更深層台灣整體資本、企業體質的檢驗、討論。不是說王家沒有掏空犯罪嫌疑，也不是說政府，尤其是金管會在事件過程中沒有疏忽惰怠，而是：如果不考慮這些更根本的惡圖惡果連結，那麼光是追查力霸王家、光是要求政府嚴格控管，解決不了問題，更阻止不了下一個類似經濟犯罪的發生。

力霸王家的崛起，集中凸顯了台灣資本市場的種種扭曲。在我們問：王家為何、如何浪擲、掏空幾百億的資產之前，讓我們先問：這樣一個長期經營不良的家族集團，怎麼能在手上聚積多到近乎天文數字的資金呢？

力霸王家搜聚資金的第一種方式，是靠政治關係換取特許利益。當年政府開放固網執照，力霸王家靠著雄厚政商網絡獲得特許，一下子就募集了六百多億的資本，這些資金難道是衝著對王家經營能力的高度肯定而來的嗎？當然不是！大部分人看中的，主要是特許利益，其次是股條買賣投機利益。換句話說，台灣社會普遍相信：祇要是政府開放出來的特許權利，不管由什麼樣的人來經營，都能換取暴利，所以當然值得投資，更值得投機炒作。

這件如此清楚表明了：政府對於公共資源的特許控制，如何嚴重地扭曲了資本、企業關係。祇要得到特許，立刻不費吹灰之力募到大批資金，那企業經營者幹嘛還要認真經營，把時間跟成本花在與政治權力周旋，打造政商網絡，不是更有效！？

不怕賠錢就難不賠錢

力霸王家搜聚資金的另一條管道，就是讓自己擁有媒體，於是也就擁有了媒體帶來的高知名度、高能見度。經營媒體，祇要不擇手段搶收視率，再用資金大膽併購，很快就能建立起「王國」來。有了「王國」規模，媒體經營者自己成了其他媒體「成功故事」焦點，就又可以用這項資歷在社會上吸納到更多資金了。

當然，力霸集團兼營銀行，讓他們在資本市場的運作更是方便許多。銀行，又是政治特許下取得的經營捷徑。當年還在國民黨執政下，要開放商業銀行執照，各方勢力卡位鬥得好兇，沒有專業承擔的經濟部官員，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，根本完全放棄實質經營能力的審查，祇用單一標準－－實收一百億資本額，來決定發照與否。結果是多發了超過台灣市場胃納的銀行執照，造成銀行過多，才有後來一次、二次金改的需要。還有一樣結果則是銀行業的經營資格等於完全不設限，許多需要大量資金的產業經營者大大方方跨足銀行業，自認擁有了無窮供應的大金庫。

雖然有法律限制同一集團內部借款往來，可是銀行那麼多，銀行掛產業的業者那麼多，有多大可以交叉合作的空間！自家銀行可供應資金，這些產業就不怕賠錢了。而經營管理上的鐵律－－不怕賠錢的公司，也就很難不賠錢，因為資金來得容易，誰又會去費心努力提高資金效率呢？

力霸事件給台灣經濟捅了好大一個洞。這個洞大到，第一，不可能是一朝一夕造成的；第二，也不可能是單一因素造成的。我們在看待、討論力霸事件時，因而也就必須放長眼光，也要放寬眼光。

預警環節幾乎不存在

放長眼光，就會看出來我們的資本秩序，缺乏必要的先期警告系統。一波波、一層層，力霸經營犯的錯誤、出的問題，早該觸發一連串的警報才對，我們的警報在哪裡？是被什麼力量給消音了，還是警報警鈴本來就不存在呢？

放寬眼光，我們也就會看到每一個環節都鬆脫了。歷經兩次金改，台灣的銀行還是不像銀行，祇求短近的帳面放款數字，卻無力控管呆帳壞帳，銀行不專業，該稽核銀行的會計體制也不夠專業，更慘地，應該提供資本市場透明資訊的自由媒體、獨立媒體，不祇不專業，幾乎不存在。

從資金規模與資金流動上看，台灣早已是個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體制，但在這一切的核心－－資本市場規則，我們竟然一直停留在混亂無序的狀況，如此混亂、如此無序，沒有搞出更多類似的力霸事件，唉，還真是奇蹟呢！